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我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十五五”规划纲要及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出针对性部署，提出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等一系列具体举措。这些部署不仅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指明了方向，更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性和长远引领性。
1.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重要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化大生产背景下产业分工日趋专业、细密的结果。作为具有服务功能的中间投入品，其渗透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性足、融入度高、转型灵敏等特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抓手，能够为“十五五”时期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等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筑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根基。生产性服务业是衔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桥梁与纽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能够为制造业、农业提供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全链条、高附加值服务，不仅能够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也可以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根基。
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为核心。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在于把科技创新成果通过吸收—整合—传递，嵌入企业生产流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能够促进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加快落地，催生出智能工厂、柔性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夯实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实现路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动态促进产业链价值链的梯次跃迁。通过发展科技服务、数字赋能、供应链金融、智慧物流等高端服务，打通产业链堵点、补全产业链断点，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产业从“低端制造”向“研发—制造—服务—品牌”高端价值链攀升，有利于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话语权。
2.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现实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由其支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显现。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具备较好的政策环境，而且在产业融合、技术赋能、政策支撑、市场需求等方面具备了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条件。
“两业融合”的发展生态为生产性服务业能级跃升筑牢了产业根基。作为具有服务功能的中间投入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发挥“黏合剂”作用，既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的现实应用，又革新了产业原有的技术链、生产方式等，促进了产业创新，成为二者深度融合的平台或中介。实践中，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服务已经贯穿研发、设计、生产、物流、销售、售后全流程，持续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服务型制造、总集成总承包、定制化服务、供应链一体化等融合发展的模式日渐成熟，显著提升了医药、石化、钢铁等领域全要素生产率。
数智赋能为产业链价值链梯次跃迁夯实技术底座。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在规模、技术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生产性服务业各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创新场景，催生出平台经济、智慧服务、绿色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不仅有助于打通产业链堵点、断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增强了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夯实了产业竞争力，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专利、标准、算法、工业软件等知识资产积累加快，核心技术突破不断涌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供了技术保障。
政策支持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随着国家战略指引，相关顶层设计与政策安排密集落地，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进入重要机遇期。中央层面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专项债券等，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数字服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领域项目建设与技术创新。各地纷纷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如广东统筹各类政策资金，对两业协同试点项目、平台、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发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支持融合型企业上市、发债拓宽融资渠道。社会资本也积极响应，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产业基金等大量投向科技服务、工业软件、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等潜力领域，形成了财政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与此同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科技保险等创新金融工具不断推广，服务型企业上市融资渠道持续拓宽，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我国积极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市场环境，通过财税、用地、人才等一揽子政策协同发力，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行业垄断与隐性壁垒，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超大规模市场筑牢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现实根基。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催生了对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配套服务的刚性需求，产业分工深化推动制造企业主辅分离加速，第三方专业服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约41.1万亿元，占GDP比重30.5%；2025年达48.2万亿元，占比34.4%。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核心来自制造业转型升级、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产业链全球化与中小企业外包，以及新基建与政策红利，集中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检验检测、人力资源与品牌法务等领域。
3.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具体举措
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专业化。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且行业内同质化竞争严重、专业化水平不高。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特色服务，聚焦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不足，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优势。针对这些问题，一是依托重点领域和优势产业，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形成上下游协作配套的产业生态。二是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打造特色服务品牌。三是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增强特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优化产业结构，走向价值链高端。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为主，仓储物流、批发代理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高，数字服务、科技研发、高端商务咨询等现代高端业态占比偏低，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等高端领域发展不足，一些关键服务依赖进口。为此，一是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业，编制发布服务型制造关键共性技术清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改造仓储物流、批发代理等传统业态，推广智能仓储、网络货运、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提升传统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引导东部高端服务资源向中西部转移，培育区域特色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构建协同发展生态。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深度还不够，融合模式多停留在浅层次的配套服务层面，深度嵌入制造业研发、生产、销售、售后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较少，未能形成“服务支撑制造、制造反哺服务”的双向循环格局。为此，一是丰富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型融合模式，推动服务要素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流程。二是建设共享制造平台、共性技术平台、产业大脑等载体，推动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三是推进跨部门、跨行业数据共享，搭建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共享平台，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等环节，以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融合深度发展。
强化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资金、人才、数据等是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优化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支撑体系，需聚焦人才、资本、数据等核心要素，通过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实现要素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对接产业需求培育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引进高端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二是优化金融服务，扩大生产性服务业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覆盖面，引导银行、保险、风投、创投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三是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数据要素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数据服务新业态。
优化发展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当前，我国部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存在准入限制，民营企业参与度不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同时，政策支持体系不够完善，部分领域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此，一是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二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对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数字服务等高端领域的扶持力度，加快制定生产性服务业各领域统一的服务标准、质量评价体系和信用评价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惩罚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检查评比事项，为企业减负。四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监督、企业自律”的良性发展格局。
（作者：杨林，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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