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还明确要求“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在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创业的基本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创业往往依附于固定场所、固定团队、固定工时和较重资产；如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化工具和平台化协作的广泛应用，内容生产、产品原型、市场传播、客户服务等环节的门槛日益显著下降，创业活动正从“重组织、重驻留、重投入”转向“轻组织、轻驻留、轻资产”。在这一过程中，创业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都在被重新改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提出并讨论“分时创业”与“数智游创”这两个概念。所谓“分时创业”，是借鉴旅游产业比较成熟的概念——“分时度假”的“时间共享、空间流动”逻辑，将创业活动组织为跨节点、跨时段、可轮换、可协作的创业形态。其要义不在于简单流动，而在于通过节点化布局、会员化连接、社群化协作，使创业者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实现周期性流动，在流动中获得工作场景、社群支持和协作机会。
在“分时创业”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数智游创”这一概念。“数字游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叠加创业，也不是“数字游民”概念的简单翻版，而是人工智能条件下“创业-创作-协作-生活”一体化的新形态。它强调的不是观光，而是生产；不是短暂停留后的离开，而是在流动中形成阶段性成果、项目合作与社群关系。其本质，是将过去相对分离的工作、迁移、体验与创造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更加轻量、灵活而富有协作性的创业生态。
从学理上看，“分时创业”和“数智游创”之所以成立，至少有三方面基础。其一，生产逻辑变了。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个体创业的工具门槛，使更多工作可以由少数人甚至“一人公司”完成。其二，空间逻辑变了。既然生产工具高度数字化，创业活动就不必高度依赖中心城市核心商务区，而有可能向成本更低、环境更优、生活品质更高的地区扩散。其三，生活逻辑变了。越来越多创业者不再满足于高强度透支式创业，而更重视节奏感、社群感、体验感和可持续性。
这一变化，对地方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很多地方吸引到的是旅游流量，游客停留时间较短，主要带来消费；而“分时创业”和“数字游创”吸引的，则可能是兼具生产与消费双重属性的新型流动人群。他们不仅消费当地的住宿、餐饮、交通与休闲服务，还可能带来内容、项目、创意、订单、技术和社群，推动“旅游流量”向“创新增量”转化。对于具备山水资源、文化资源、交通条件和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而言，这种新型流动创业形态，完全可能成为承接青年创新创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抓手。
当然，也要看到，“分时创业”和“数智游创”并不会自动成立，它至少面临四方面约束：一是能力约束，创业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数字化生产能力、独立经营能力和迁移适应能力；二是成本约束，跨城流动并非没有代价，交通、住宿、社交和迁移损耗都需要现实收益来覆盖；三是收益约束，地方不能只获得“热闹”和“流量”，还必须形成项目、税收、就业和产出的实际沉淀；四是治理约束，现有许多制度仍围绕固定主体、固定场所、固定期限而设计，尚不足以适配更加灵活的流动创业形态。
也因此，推动“分时创业”和“数智游创”，关键不在于喊概念，而在于做机制。可以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建设一批适宜承接青年停留与共创的节点空间，形成可住、可工、可会、可播、可展的复合场景；二是探索“会员制+权益包+节点交换”的跨城流动机制，把分散节点连成网络；三是围绕地方产业和现实需求设计“游创命题”，让流动创业者不是空转，而是围绕文旅传播、县域电商、非遗活化、产业服务、教育培训等方向形成实际产出；四是推动工商注册、人才公寓、联合办公、项目申报、知识产权、活动审批等领域的适配性改革，形成更模块化、更灵活的制度供给。
从更深层来看，“分时创业”和“数智游创”所讨论的，不只是创业在哪里发生，更是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新安排人的工作、迁移、协作与生活。当技术不断降低“必须在场”的要求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重建高质量在场，如何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协作、碰撞和共创重新嵌入具体情境，将成为创业范式创新的重要课题。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探索，既有助于丰富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理论，也有助于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实践空间。
（作者倪考梦系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温州市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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